【人類流年史七大恐怖酷刑】【圖片】

【人類流年史七大恐怖酷刑】【圖片】

我們的祖先曾經歷過一段非常豪爽的時代，那時還不存在所謂的酷刑，刑的意義只在於殺掉。後來，很多人非常樂於在別人身上實驗各種物理和化學反應。

疑神疑鬼 頭頂鑽洞
　　人類學家在歐洲和南美洲曾發現大量被鑽孔的頭骨，其歷史可追溯到7000至2700年前。頭骨中的孔是由人造石器鑽出來的。專家們稱，這種儀式應用於成年男性。這種儀式雖然流傳廣泛卻極其恐怖，而且仍是人類學中最難破解的謎題之一。是什麼人做了這些事情？為什麼這樣做？或許這是史前的一種酷刑？
　　最近的研究表明，除了可能引起的痛苦外，這種做法還稱不上一種真正的酷刑。西班牙格拉納達(Granada)大學的研究員告訴我們，毫無麻醉的鑽孔過程式要持續大約10-15分鐘，然而大部分(據研究約占70%左右)頭骨被鑽孔的人卻能夠神奇地倖存下來。截至目前最能令人信服的解釋是：“頭骨鑽孔”其實是一種神秘的儀式。然而它的目的卻始終是一個謎。

中國特色 老虎凳
　　老虎凳是中國特有的酷刑，屬於反關節酷刑的一種。該刑常見於各類影視作品，陰險至極。受刑者雙手反綁，呈坐姿被固定在一條長凳上，大腿部位以繩索綁緊，用刑時受刑者腳下被不斷墊進磚塊，疼痛難忍。
　　老虎凳的作用在於牽拉受刑者腿部的關節韌帶，並造成膝關節脫臼。據史料記載，受刑者坐老虎凳一般墊上3塊磚時就會大汗淋漓，5塊磚時膝關節完全脫臼，人會昏厥。施刑者通常每加一塊磚後會暫停一會，令受難者的痛苦持續一段時間後再加重用刑力度。
　　女性在接受此刑時痛苦比男性更甚。他們的韌帶通常比男性柔軟，所以往往要加到6塊磚時才昏厥，有過這樣的記載：施刑者在受難者昏厥蘇醒後，將受刑者從老虎凳上解下來，再由兩個身強力壯的施刑者架著她強行跑步，以增加她膝關節的痛苦！

絕非SM 鞭撻
　　一直以來，鞭打是使用最廣泛的一種酷刑。用於實施鞭刑的工具，是邊緣非常鋒利的硬牛皮帶。受刑的部位主要集中在臀部以及背部——這裡的肉很厚，不至於將人打死，卻絕對夠疼 。時至今日，我們知道位於亞洲的文明國家，獅城，新加坡仍然在使用鞭刑。
　　鞭刑的方便之處，首先在於對工具的要求不高，只要一根鞭子就好，實在沒有鞭子，柳條、繩子、皮帶、電話線等等都可以，如果是在家裡，這個範圍還能夠擴展到衣架、筷子以及書本雜誌之類隨手能夠抄起的任何一件東西。比如在雜誌的某編輯家裡就曾長時間使用的竹制衣架，彈性極好，絕對屬於實施鞭刑的上佳之選。
　　鞭刑的另一個優點在於，占地面積不大。任何時間，任何地點，只要把犯人捆綁紮實，隨時享受用刑的樂趣。

聳人聽聞 虎豹嬉春
　　行刑時，將女囚與貓鼠同困於麻包袋中，向其中拋入點燃的炮竹，受驚的貓鼠會撕咬女囚將至遍體鱗傷，而後施刑者將在其傷口上淋灑鹽水……類似的刑罰見於古代歐洲對基督徒的酷刑。不同的是，施刑者將一口大鐵鍋扣在受刑者的腹部，鍋裡關著幾隻活蹦亂跳的老鼠。然後他們給鐵鍋加熱，悶在鍋裡的老鼠會迫不及待地要逃出來，以致挖穿受刑者的肚皮。

苦辱兼具 水落石出
　　用水灌進受刑者的肚子，使對方肚脹如鼓，仍不停灌注，並不時大力壓迫受刑者的腹部或用腳大力踐踏，使受刑者嘔吐，再灌……如是者三四次後，受刑者將七孔流水，痛苦不堪……記得相聲大師侯寶林先生曾經寫過一部書，回憶當年天橋老藝人們的艱難經歷，其中就記錄過這麼一段。具體是哪個老藝人記不清，但當時他受的就是這種刑罰，行刑時還有幾個鬼子不停地踩在他的肚皮上，最後不堪痛苦而死。

古已有之 過山龍
　　李伯元的《活地獄》對此刑如此記載：“是叫錫匠打一個彎曲的管子，扯直了要夠二丈多長，把犯人赤剝了，用管子渾身上下盤了起來，除掉心口及下部兩處。錫管子上邊開一個大口，下邊開一個小口，用百沸的滾水，從這頭澆進去，周流滿身，從那頭淌出去。這個開水，卻不可間斷。”貌似以前看電視劇《楊乃武與小白菜》中，楊乃武也險些遭受此刑，想來這簡直不是受刑，等同槍斃！

這種刑罰不少人聽說過。受刑者被脫光衣服，騎在一個頂端鋒利如刀的倒V字形裝置上，有時甚至會在受刑者的四肢掛一些重物。這種花活兒似乎在一些影視作品中偶有表現，至今仍然被一些心理上具有虐待傾向的人喜好。但據說在西班牙的軍隊裡，直到20世紀這還是他們的“家法”！

酷刑，希望我們要討論的這個話題不會令你想到生活中的不快。畢竟，它已經存在了幾千年。在人類最懵懂的歲月裡，我們的祖先曾經歷過一段非常豪爽的時代，那時還不存在所謂的酷刑，刑的意義只在於殺掉。後來，如我們所知，人類的聰明智慧不斷進化，但對自己身體忍耐極限的好奇心也同步膨脹，與日俱增。當然，這並不是說我們的先人們開始以虐待自己為樂，相反，很多人非常樂於在別人身上實驗各種物理和化學反應。而實施這些酷刑的目的，有時意在令對方屈服，有時為從對方口中獲得重要的資訊，而我們絕對不能排除的是，不少人進行這項活動純屬為了找樂兒！
　　在歐洲人看來，酷刑最初的雛形可追溯到古埃及：自西元前20世紀起，人們開始採用殘暴的手段 (尤其是棍擊和鞭打) 來對付罪犯，或通過恐嚇等手段迫使敵人坦白交代自己的罪行；希臘人，特別是羅馬人常採用的酷刑是刖足，也就是把罪犯的腳砍掉。
　　酷刑一詞來源於拉丁文中的torquere(本意為彎曲身體)，起初只用于對付奴隸，隨後擴展到成為帝國專制的工具：弑君的罪犯、巫師和說謊者，都將受到最嚴苛地對待。於是酷刑演變成一種完完全全的司法工具：在羅馬的法典中，口供是量刑定罪的必要依據，因此，為了撬開囚犯們頑固的嘴，各種花活兒就應運而生。
　　中世紀時，如果被告的說辭存在疑問，將被要求將手放在熾熱的烙鐵上，或將胳膊伸進一口盛滿沸水的大鍋中，誰能安然無恙，就能證明自己是清白的。7世紀末的羅馬法典再一次將酷刑明文列入司法工具之列(在宣判之前以及之後，作為刑訊工具或是懲罰手段)。不同的是技術含量：其中使用最廣泛的就是“繩索吊問 ”，即用繩索將犯人的手綁牢隨後吊離地面，然後將其從不同的高度拋擲下去，使其上半身肢體脫臼；還有“鎖舌”，即用兩片金屬楔子擠壓犯人的腳踝；以及“竹夾”，將犯人的十指插入竹片的縫隙間，然後向兩邊用力拉緊(這個相信不少人都很熟，古裝劇裡對付女犯人一般都用這招。)；更有甚者，用熾熱的鐵鉗撕扯犯人身上的皮肉或迫使其一口氣喝下幾公升的水。
　　這樣的情況直到1252年才得以緩解。當年，教皇伊諾臣佐四世正式下令，在審判異教徒的過程中，如果認為其供詞中含有巨大的疑問或矛盾，則可以使用酷刑，然而酷刑的程度要適當控制：達到威脅與震懾的效果就足夠了；不論採取哪種方式的酷刑，從人道角度考慮，它的施行也應有個底限：不要使受刑者永久性殘廢，且每一種酷刑不得持續十分鐘以上。但長久以來，酷刑卻一直存在著，從1542年到1761年這200多年當中，羅馬宗教裁判所共對97人施以火刑，包括堅持己見的喬爾達諾‧布魯諾等人在內的很多科學家或哲學家們，都慘遭這種酷刑的折磨。
　　啟蒙運動使歷史文化的面貌煥然一新。1764年，凱撒‧貝卡裡亞(Cesare Beccaria)在其論著《罪與罰(Dei delitti edellepene)》中譴責道，酷刑本身兇殘無比而結果卻徒勞無益：“罪行一經判定，再施加其他刑罰將是多餘，因為罪犯已然伏法；而如果罪名不確定，那麼就更不應對罪犯濫加酷刑，因為根據法律程式並不能確定罪行成立。”
　　1740年，普魯士成為第一個拒絕酷刑的國家。18世紀末的法國大革命也重新申明人權的意義，認為每個人都有上天賜予的不可侵犯的權利。然而，“國家的理智”卻始終淩駕於公正之上：直至19世紀，法國員警仍然秘密使用某些藥物，以迫使疑犯交代罪行。
　　20世紀堪稱酷刑史上最黑暗的時期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(1914-1918)中，土耳其人在亞美尼亞村莊的暴行慘絕人寰：有些婦女在慘遭40多名士兵強暴以後，又被撕去了眉毛，拔掉了指甲，有的還被切掉了乳房；而對於男人，則是殘忍地砍掉其雙腳，並用鉚釘在殘肢上釘上馬掌。
　　從1933年到1945年間，歐洲的納粹分子對囚犯實施了大量的酷刑：他們將猶太人、吉普賽人、同性戀者以及持不同政見者遣送到集中營並加以滅殺；他們使用極其沉重的大棒錘打(甚至多達800下)囚犯，還在其生殖器上熄滅煙頭，或一根一根地拔掉囚犯的指甲……
　　同時，囚犯們還被當作生物實驗品而遭遇殘暴的活人實驗：真空室、長時間的肢體冷凍、絕育試驗與閹割等；更可怕的是，在摧殘囚犯的肢體之前，納粹分子會先消磨囚犯的意志：用數位與符號替換囚犯的名字、強迫囚犯重複一些勞累而毫無意義的工作、不給食物令其饑寒交迫……直至徹底摧毀囚犯的尊嚴與意志為止。
　　在中國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，日軍在這裡犯下的罪行實在罄竹難書。網路上一直流傳著一個帖子，其中羅列了日軍在侵華期間對中國人所實施的十大酷刑。這些刑罰都被冠以文雅的名稱，如粉身圖報、仙人指路、不齒下問(確實是“齒”而不是“恥”，因為受刑者的牙齒會被逐一敲扯脫落)、虎豹嬉春等等，而實質卻是對受刑者的極盡殘暴和侮辱。
　　20世紀中葉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。然而和平並未終止人們的施暴行徑。冷戰期間，美國在1963年制定過一部反間諜審訊指南，《庫巴克 (Kubark)》，其中就對犯人的精神控制提出了“DDD”症狀(Debility、Dependency、Dread三個單詞的首字母)一說,即虛弱、依賴和恐懼：在審訊中，施刑的一方會利用感官刺激(受審人被置於無光或強光，無聲或連續噪音的環境)影響受審人的身體機能；通過藥物以及各種折磨手段 (比如在滿是臭水的惡劣環境中連續站上幾個小時)使受審人進一步身體及意志衰弱。他們在操作上十分謹慎，從而不會給之後協力廠商的身體檢查留下痕跡。這部手冊後來受到輿論的巨大壓力：有關組織強烈譴責酷刑已成為“一種國際現象……那些不斷更新的酷刑工具也不斷從一國出口到另一國。”
　　酷刑就這樣變成一種全球通用的審訊方式。它被用於美國發動的越南戰爭 (60年代)、希臘的上校政權鬥爭 (60年代)、英國與愛爾蘭共和軍的戰爭(70年代)，以及阿根廷 (1976-1983) 與智利 (1973-1990) 的酷刑室。當然，最近的例子是美軍在關塔那摩的虐囚事件。
　　20世紀80年代，義大利著名編劇，作家萊奧納多‧莎沙(LeonardoSciascia)曾說過：“迄今為止，世界上已沒有哪一個國家明文允許酷刑的存在，但這卻不代表人人都厭惡它。”而在這段感慨發表的半個世紀前，遠在中國的魯迅對酷刑的評價似乎更具諷刺：“殘忍智慧酷刑的方法，卻決不是突然就會發明，一定都有它的師承或祖傳，……‘酷刑’的發明和改良者，倒是虎吏和暴君，這是他們惟一的事業，而且也有工夫來考究。”
　　但是，在人類逐漸走向理性的過程中，酷刑終會消失的。記得有一個比喻說得好：“一對初為人父母者，看見孩子不聽話，第一反應是什麼：打。而當他們逐漸有了教育孩子的經驗之後，他們將會如何呢？很明顯，逐漸使用文明的教化方式來引導孩子的成長。懲罰也很容易演化為冷戰。”酷刑的進化與父子之間的關係是有共通之處的。正因如此，我們能夠看到刑罰中不斷強化的人道以及人性化觀念，從最初的殘酷迫害，到使用電椅，再到注射死亡，即使是惡貫滿盈的死刑罪犯，同樣有權利尊嚴的死。由此，我們似乎更能夠理解“刑不上大夫”這句話，因為那時候，只有士大夫們才被看作是現代意義上的“人”。